它明确指出：一旦发生跨省界水污染事故，相邻环保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同一断面共同采样监测，一方无故不到或不按规定监测的以另一方监测数据为准。
党内征求党员意见，人大及其常委会向社会征求意见，两者的意见完全一致，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就是顺利的，但是，一旦党内征求意见的结果，与人大及其常委会向社会征求意见的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这时候，如何贯彻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再比如，一个地方党委就某一重大立法问题在党内征求意见的结果，与同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过程中的多数意见不一致，这时候，又如何贯彻党委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法理基础是什么？所以，如何实现重大立法问题的党内决策程序与国家机关决策程序的比较与衔接，是应予研究的重要问题。[4]原则批准实际是政治审查，是指党中央对法律草案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原则性、政治性审查，看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符合，就原则批准。
另一种方式叫原则批准，即主管部门应将拟定或修订的法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意见，请示中央原则批准。彭真为什么不传达透露中央讨论的意见呢，就是担心一传达中央的讨论情况，就可能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导向，让大家觉得，中央都有了意见，就不再发表不同意见了。今后，确保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坚持各级党组织对立法准备阶段的从严把关，十分必要。党中央对立法中主要问题的原则批准，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对法律草案的具体内容发号施令、一锤定音、拍板决定研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贯彻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特别是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
[4]原则批准实际是政治审查，是指党中央对法律草案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原则性、政治性审查，看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符合，就原则批准。第四，一级党委特别是地方党委的方针政策，有没有正确或者不正确、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分？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但如果一个地方党委的方针政策并不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群众认为是不正确的，并不赞成。[62]新的行为路线有两类：第一，个人基于兴趣和利益，改变了社会行为。
其中某些规范对全部领土是有效力的……而其他规范只对该领土的不同部分才是有效力的。[70]于是，行政机构有增无减已成基本趋势。[77]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第177页。以梳理繁杂审批制度为重点的行政许可法明文规定了许可法定，取消了许多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改革多头审批为部际间的内部合作即征求意见或报送备案。
2．行政组织的内部结构即政府的组织结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通过三十多年来的一系列改革来推进的。
第二，不同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可称为区际关系。但是，过去制定的法律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作为适当的责难对象。[65] 侯洵直主编：《中国行政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67] 参见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一个综述》，《当代财经》2003年第12期。
[4]直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来，学界才开始作经验总结型、国外借鉴型、实践对策型和理论反思型的探讨。第二，明确地方主体，赋予地方对特定事务的终局性处理权，以及按治理需要配置地方事权。这是因为，法律对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行政机关之间，除了不完全分权秩序外，存在着少量完全的分权秩序，即地方规范具有其内容毫不取决于中央规范的独立地位。在财政事权和支付责任划分明确的前提下，在仍存在GDP竞争的情况下，是否同属于一个政府系统即同一个财政预算单位，尤为重要。
不论巨细都由上级行政机关处理，无疑会加大上级行政机关的负担和处理事务的成本，拉大与公众的距离，使权力趋于高度集中，失去分权的实际意义。《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行政职能的庞大以及成千上万行政审批和繁杂行为法机制的合流，使得我国包括行为法机制在内的行政审批已泛滥成灾，必须加以改革。因此，中央政府或上级机关创设这些行为法机制即使涉及组织法功能，也并不违法。
宪法和组织法赋予了中央政府对全国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领导权，以及上级行政机构对下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权。[7] 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8页。基于简政放权改革后的行为法机制从部际关系拓展到区际关系。为了解释行政组织法功能的行为法机制这一法律现象，本研究挖掘和整理了经典文献，学说认为组织法内容必然转化为行为手段，或基于分权合作进行协同治理和基于民主自治而自行处理事务，或组织的职权为了获得人民的信任需要得到法律授权，而各特殊行为法机制源于各自的特殊社会背景。在我国，行政职能比很多国家更为强大，更为广泛。[75] 参见刘红杰：《投资一个项目盖108个章》，《齐鲁晚报》2013年3月9日，第 A02版。
[90]在我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改革中，必须避免法国曾经出现过的问题，根据地方治理的需要确定地方事权。[80] 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等译，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第14条规定：受双重领导的单位向上级机关的请示，应当根据内容写明主报机关和抄报机关，主报机关应当负责答复请示的问题。狄骥从组织法与行为法关系上解释了具有组织法功能的行为法机制的成因。
[56]凯尔森在这里所讨论的，是部际关系的分权合作秩序。[1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4页。
不同地方的行政机关具有不同的行政区利益，比同一政府系统不同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44] 如《海关法》（1987年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00年7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修正，2013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修正，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修正，2016年11月7日主席令第57号修改）第12条第2款规定：海关执行职务受到暴力抗拒时，执行有关任务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予以协助。宪法是根本法，只规定重要的、基本的问题，如联邦制国家内部成员国间的相互关系。[39]共同行政行为是指两个以上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同一行政行为。
[5] 因此，对本文所设定问题的探讨，既有助于实现行政机关横向关系的法治化，又有助于行政组织法理论的深化。它所规定的内容永远是未完成的，亦即是说，它始终是一项施于所有的人的常设性义务。
一个职能可以由两个以上的部分行为所组成。[19]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第190页。
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明确央地关系，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并未实行地方自治。[74]管辖制度未能预防行政机关相互打架，并伤及公民。
此后，几经修改，[32]2012年发布了现行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33]并废止了先前的规定，但在行政机关的横向关系上变化不大。[51] 在实在法的意义上，政府的管辖范围必须具有合法的基础。行政机关间的这种纵向关系一直是行政组织法研究的重点。它与行为法有着重要区别：它是内部规则，只对政府组织内部而不对私人及行为发生拘束力。
我国目前是把乡 （镇）、县（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都作为地方的，央地关系中地方的重点在省。其中，分别审批和审批要件机制加重了公民负担，联席会议、行政协议和协商条款等未加重公民负担且具有分权民主和平等协商的意义。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的 《论十大关系》中曾讨论过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一项行为规则的作用却只在于限定许可行动的范围，而且通常也不决定一项特定的行动。
[1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1页。与组织法不进入司法程序不同，行为法规范是司法裁判的依据，是法律人的法，其有效实施能够获得司法的保障。
